可以说98房改，是土地财政制度完成的关键一步，空间的城市化基本完成。
要防范金融风险，首先要避免由于不能准确辨识和把握风险而导致的风险无序。杠杆的风险主要是集中在企业和地方政府。
就像主持人所说，金融问题成为了热点话题，到哪儿都讨论，而金融问题之所以成为热点，是与 2008 年金融危机相关的，就是无论宏观经济还是微观经济层面普遍呈现的高杠杆的问题。其实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影响并不大，我们计算过，到目前为止，如果明年 1 月 1 日美国对华不再加征新的关税，对中国的 GDP 的影响大约是 0.5% ，明年宏观经济的 GDP 表现还可以维持在 6.3% 左右。这个改革经过了两个阶段，2003 年以前，主要是建立独立财政金融体系，2004 年以后，以中国银行为先导，到 2012 年光大银行上市，中国银行业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变成了真正的商业银行，中国的金融体系终于显得比较完善，并具有了市场导向性。改革的核心是能不能彻底地不再把金融当财政使。这时候的通道业务就戛然而止，表外融资业务就戛然而止了。
金融企业与工商企业最大的区别就是杠杆。当时我们就清楚在这两个目标实现之后需要第二步改革，就是政府的支出责任改革。金融科技的发展逻辑也一样，供求两个方面的金融逻辑都存在。
可惜的是其中一部分措施没有遵循金融规律，不但没有缓解矛盾，反而雪上加霜，比如政府强制要求金融机构不但要增加对小微企业的贷款，而且还得降低贷款的利率。日本央行在将政策利率压到零以后，于2001年第一次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这一政策延续了五年。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央行关注的是如何让资金流到需要资金的实体经济部门，特别是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第一，在关于货币政策的讨论中，量化宽松是有明确定义的，一是政策利率几乎为零。
2018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货币政策的走向一直备受关注。过去一年来经济增速放缓，除了新旧产业交替造成的下行压力，三大攻坚战和中美贸易摩擦也产生了一些影响。
在政策目标上，逐步从关注GDP增速转向关注通胀率和失业率。原因很简单，银行做风控看财务数据、要抵押资产，另外，粗放式扩张的不确定性相对低一些，资金配置决策也就比较容易。更重要的是，克强指数所揭示的主要是传统产业的状况，而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个特殊情况是新旧产业更替。简单地调整流动性总量，恐怕无济于事。
央行在过去几年创设了一系列补充流动性的工具，同时也多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但大部分措施的目的是稳定而不是宽松流动性环境。第二是货币政策环境问题。简单地说，金融政策加剧了正规市场的融资难，而融资难又进一步加剧了非正规市场的融资贵。今天中国已经拥有一个种类繁多、规模庞大的金融体系。
而为了疏通宏观、微观之间的流动性通道，央行可能会继续采取一些结构性的货币政策，但只有进一步的金融改革包括货币政策框架转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但中国的影子银行还规避了不甚合理的政策管制比如利率管制，起码从一定程度上说，影子银行是实质性利率市场化的产物。
通常把美国、英国的金融体系视为市场主导，而日本、德国的金融体系则看做银行主导。现在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稳增长，但未来一年增长下行压力可能还会存在。
中国的特殊情况在于，正规金融部门利率被压得很低，金融机构就更加无法为风险相对较高的民营企业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央行采取量化宽松政策，也于事无补。美联储加息使得中国银行间7天期质押式回购利率与美国联储基金隔夜利率之差从2017年底的1.25个百分点降到2018年底的几乎为零，在汇率弹性很小的情况下，中国央行宽松货币政策空间就很小，除非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这就给2019年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整腾出一些空间来。按说，民营企业融资难是长期存在的，为什么在近几年严重恶化、直接影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与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效果？要理解这个矛盾及其变化，可能要从了解中国金融体系的基本特点入手。1978年中国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当时只有一家金融机构。
最近，又创设了定向中期借贷便利（TMLF）工具，根据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支持情况，以优惠利率向其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用2019年年初央行工作会议的说法，进一步强化逆周期调节的力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市场利率水平合理稳定。
第一是货币政策独立性问题。实证研究表明，在金融市场与监管体系尚不健全的时候，完全放开可能弊大于利，适度的政府干预则既可以帮助快速地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又能够支持投资者信心，对增长与稳定都有好处。
下一步政策如何走 过去一年来困扰中国货币政策决策的一些因素，未来一段时间还会存在，但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另一个是金融抑制程度很高。
灵敏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意味着不同市场、不同期限的市场利率都会快速地对政策利率的调整作出反应，但当前的问题是，作为利率工具的存贷款基准利率和作为市场基准的银行间7天期质押式回购利率之间明显分隔。现在评估量化宽松政策的效果可能为时尚早，但欧盟、美国、日本的经历还是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借鉴：量化宽松政策是应对危机的极端性措施，不是日常的反周期工具。但客观地说，自2013年以来，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帮助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政府干预金融体系必然会造成效率损失，但这个金融体系似乎并未妨碍中国在四十年改革期间实现高速经济增长并保持基本金融稳定，当然，金融风险并不少，尤其是银行不良资产，但都被政府逐步化解了。
因此，抑制性金融政策直接造成了民营企业融资难，而大部分民营企业无法从正规金融部门获得金融服务，被挤到了非正规市场，进一步抬高了非正规市场的融资成本。另外，如果表内仍然保持原来的管制包括利率管制，那么回表的影子银行业务也就无法继续支持民营企业。
二是央行资产负债表进一步扩张，伴随着向市场注入大量的流动性。2019年1月的采购经理指数（PMI）表明，传统制造业确实比较疲软（PMI为49.5），但代表新经济的非制造业却很强劲（PMI为54.7）。
这些都意味着，即便央行不调整政策，金融条件也有自我紧缩的可能。另一方面要保持平稳转型，特别是要支持相对低效的国有企业，政府通过银行干预经济的做法就变得很普遍。
比如，传统金融机构不擅长给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主要是因为获客难、风控难。不能进行市场化的风险定价，金融机构就无法为民营企业提供商业可持续的服务。而在中国，可能被看做货币政策工具的银行间7天期质押式回购利率（DR007）以及1年期基准存款利率都还远远高于零，因此，即便央行扩表也不应被看做是量化宽松。为什么不是量化宽松 货币政策量化宽松，通常是指在短期政策利率降到零之后，央行继续增加流动性供给，特别是通过购买中长期资产包括风险资产，压低中长期市场利率。
而一些做得好的网络贷款机构利用移动终端和大数据分析，服务了大量的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短期的任务又包括两方面的工作，首先是保持货币政策松紧适度，同时强化逆周期调节，这是宏观层面的工作。
眼下的当务之急不是增加流动性，而是疏通宏观货币与微观融资之间的通道。但相信央行还会继续采取一些结构性的政策措施，支持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融资，这是微观层面的工作。
第三是货币政策传导问题。个人对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效果一直持保留态度，但特殊时期特殊政策，应该说最近央行的这些举措确实是对症下药的。